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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，我和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（当时分别是七岁和九岁）放弃了我们在美国的事业，卖掉房子，来到中国，追求一个饱含理想主义和尊重的梦想。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可持续性的社会企业，通过有形和无形的贡献，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和对中国文化的崇敬。我们家带着这种使命来到中国，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不断精益求精。最初只是一家小旅馆，现在却令许多人领略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美丽和智慧。

四、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？我今天谈的题目是“科学工作者的祖国”。祖国是个抽象概念，比起薪水、工作环境、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，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。然而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。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，“科学救国”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。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。没有科学，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，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，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，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、富裕。祖国靠科学工作者，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，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。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。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，只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。世界上得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有数百人，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而赢得诺贝尔奖，那荣耀属于一个在科学精神下复兴的古老文明，属于亿万中国老百姓那期待科学成就的眼睛。

勤奋的快递小哥被新来的电报机发报员打败了。跨洲电报系统架设电线的时候，小马快递的快递小哥还颇为好奇，不知道这些电线杆子是用来干什么的。伴随着技术的进步，信息传递所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。相对应的，时间差所导致的经济效益偏差也变得愈发巨大起来，由时间差异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（asymmetric information）开始成为行之有效的盈利方法。自摇臂信号系统诞生以来，直至当代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讯，经由时间差所导致的经济效益偏差屡见不鲜。

受此利好消息影响，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盘中直线拉升，涨逾0.4%。国家外汇局方面表示，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，是国家外汇局在合格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。今后，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，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，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，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、更广泛地被国际市场接受。

对话实录如下（有所删改）：陈文辉：感谢主持人，因为今天的话题是对话巴罗佐，我的感觉对话巴罗佐先生，刚才巴罗佐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旨演讲。我确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问。难得这样一个请教的机会，而且我觉得花几分钟讲经济可能也讲不太清楚。所以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能够给巴罗佐先生提两个问题。正如刚才巴罗佐先生说的，其实中国跟欧盟的关系非常的好，而且跟欧洲这些国家的关系也非常好，特别是刚才谈到了巴罗佐先生的祖国是葡萄牙，我今年7月份正好出访过葡萄牙，我觉得葡萄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，葡萄牙的人民也非常的友好，包括刚才讲到的电力、银行、保险都有很多中国的机构去收购。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中国银保监会工作，有的东西都还是我不知道的一些机构在那边已经完成了一些收购。所以我就说合作的非常好。

是的，在悲剧的祖国，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。三、在成功的祖国1996年，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，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。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、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。三年前，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，很感动。1999年11月20日，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，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，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，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。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，名字叫申劲松，当时只有26岁。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。第二天飞船返回时，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，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，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。他做了决定，而且做对了。返回舱落地之时，申劲松没了感觉，就是腿软，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。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，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。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。事实上，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，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。到神舟三号升空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。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、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支持，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。